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彪炳史册、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历经土地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性转变，党中央在这里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把陕甘、陕北两个苏维埃政府和新发展的区域统一起来，于11月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原来的两个根据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陕甘宁边区，红色政权改名为边区政府，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辟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和国内需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作出的顾全大局的伟大决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吞我国东北，陆续运兵入关，不断侵占华北。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在即，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大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致电，提出“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上述建议。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侵华日军挑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在此前夕，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是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伪保安队约1.7万人；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侵华日军急于打开卢沟桥通道，进一步蚕食与鲸吞华北。挑衅性军事演习在卢沟桥不断上演，终于在1937年7月7日，日军诡称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后，炮轰宛平，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中共中央为了最广泛地团结抗日力量，抵御日军全面侵华，加强与国民党合作并达成协议，将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的一个行政区域。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林伯渠任主席。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河，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共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动员，采取减租减息等有效政策，开展自给性的农副业生产，使边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加强政权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派出大批党、政、军干部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持久抗战。在边区成立了许多干部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等，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建设：从依靠外援到自给自足

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表，确定边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陕甘宁边区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寒冷，农作物产量低，畜牧业衰落，虽有盐、煤、油、碱、铁及森林、药材等资源，但地广人稀，经济技术落后，没有工业基础，本来贫瘠的地域加上军阀连年混战，更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十分艰辛。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中共中央机关难以在这里立足，难以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在这种环境下建设陕甘宁边区实属不易，作为抗日根据地总后方，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采取一系列大力发展农业、工业、贸易、金融等边区经济的举措，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经济实力，开辟财政来源，保障战争军需物资供应。边区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7—194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财政来源以争取外援为主、税收收入为辅，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政策。1937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后，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军饷每年在400万元法币左右，到1940年10月合计1640多万元，从1937年到1940年间，收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大约在800多万法币，每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约50%到85%不等。

1941—1942年为第二阶段，开始寻求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道路。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再次背信弃义，将枪口对准同盟，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愤怒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难之际，挑起反共内战的险恶阴谋。国民党政府彻底停发八路军抗日军饷，边区经济立刻陷入严重困顿之中。为坚持抗日和改变财政对外援的过重依赖，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精兵简政政策，以征收救国公粮等租税收入为主体，军队机关学校进行生产自给。

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题词

1943—1945年为第三阶段，开展以开垦荒田、纺纱织布为主要内容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公营经济，投资外贸，人民负担减轻。到1943年年底，许多部队已经做到全年蔬菜和3个月的粮食自给，粮食、行政办公用品大部分依靠生产所得即能解决；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120多家，兴办纺织厂、造纸厂、肥皂厂、石油厂、火柴厂、制药厂、皮革厂、印刷厂、炼油厂等。

到1945年，边区财政基本上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耕地面积由抗日战争前的843万亩扩大到1520万亩，年产粮食由1941年的163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200万石，而救国公粮则由1941年的20万石减至1945年的12万石；边区政府能拨付一定经费用于兴修水利、投资工业和外贸、国营商业等，工商业和外贸的资金周转不再依靠财政开支，而是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开始建立和运转。到日本投降前，边区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从无到有，已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置军需品；轻纺工业方面则年产布15万匹以上，与此相适应，边区银行的各项贷款到1945年底共计达21亿多元边币。

干部参加纺线比赛

陕北变成好江南

三、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政府及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授予边区银行职权主要有：发行货币、代理政府金库、经理存贷款和公债、领导和管理合作信用社及货币交换所等。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关市场沟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边区银行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先后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积极发放生产和贸易贷款，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商业贸易，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维护边区货币的稳定与信用，帮助解决财政困难，支援抗日战争。

为遵守国共关于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的协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下，边区银行成立之初由边区政府直接管理，没有对外公开，承担财政支付的职责，主要业务是领取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经营商业。1939年10月，边区银行改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管理。1940年复归边区政府管理。1943年以后，由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

(一)机构设置。边区银行最初成立时内设会计科、出纳科、营业科，有工作人员10余人。1938年4月，光华商店成立后加设总务科。1939年设立业务处，下设会计科、出纳科，后又增设券务科。1940年成立总务处和稽查处，总务处下设管理科、人事科、收发科，稽查处下设审核科、统计科。

1.1942年10月发布《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规范管理银行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规定边区银行设两处一室：

总管理处。设处长1人，下设货币管理科、发行科、业务指导科、金库科、稽核科。货币管理科负责边币推行、汇价调剂；发行科负责边币的发行和收回，防止假钞，印刷边钞及保管；业务指导科负责管理农业贷款、合作贷款、工业贷款及其它各种业务；金库科负责管理各地金库；稽核科负责会计，检查账目。

业务处。主要是负责延安的业务，设处长1人，下设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营业科负责存放款、汇兑、贴现；会计科负责会计管理；出纳科负责现金出纳，管理库房。

秘书室。设1名主任，下设人事教育科、文书科、总务科。

2.1938年秋，边区银行开始设立办事处和分行，主要有∶

西安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秋，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会计科代理，主要办理汇兑业务。

定边分行：位于三边，1939年春先成立办事处，1939年冬改为分行，主要办理汇兑及商业上的业务。

绥德分行：1940年春建立，最初以光华商店分店名义出现，1941年1月正式改为分行。主要负责办理汇兑和在山西碛口采办边区需要的货物。

重庆办事处：设立于1940年3月，主要办理汇兑业务。

陇东分行∶1940年8月成立，主要任务是经营商业、开展大盐店工作。

靖边、甘泉代办处：1941年2月在靖边、甘泉的光华商店设立代办处，具体业务由光华商店代办。

三个分行成立初期主要经营商业，其他如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和代理金库工作，业务量较少。

3.成立代理金库的总、分库。边区银行在延安、关中、陇东、靖边、三边设立代理金库的机构，延安是总库，其他地方均为分库。

4.相继设立银行委员会、银行顾问团和银行检查委员会。1940年12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委员会设立，主任为林伯渠，委员有高自立、霍维德、曹菊如、谢觉哉、李六如、叶季壮。边区银行制定金融政策、发行边币、规定准备金和资本增减、审核预决算和利润分配、设立与撤销分支行、选用处以上干部、50万元以上放款与投资以及各种存款利率的规定、重要业务的监督等事项，均需经银行委员会审定批准。

1941年3月，成立由王学文、王思华、丁冬放以及法律顾问鲁佛民组成的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团。1942年9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检查委员会成立，黄亚光为主任，委员有朱理治、苏子仁(乔培新)、余建新、闫子祥。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三任行长。曹菊如、朱理治、黄亚光曾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行长。

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一任行长曹菊如

第一任行长曹菊如(1937年10月至1941年3月15日)。曹菊如在担任边区银行行长三年多的时间里，既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又争取货币独立、金融独立，创造性地用“光华商店代价券”名义发行法币辅币，到1940年冬，边区城乡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华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背弃同盟，在边区经济异常困难的年代里，曹菊如领导边区银行组织停用法币，狠抓边币发行，壮大边区银行资金实力。1941年3月，因工作需要，曹菊如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协助陈云领导财经工作。

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

第二任行长朱理治(1941年3月15日至1942年9月)。朱理治在任期间，领导制定了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使边区银行逐步健全规章制度。他结合当时革命形势和边区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尊重货币流通规律，坚持发展生产、稳定金融的原则。朱理治强调财政收支、出入口贸易、外汇要做到“平衡”，克服边币因边区经济与财政困难不得不多发而引发贬值的问题，稳定物价、边法币比价和边币的购买力，维护了边币信用，加大对农业生产、贸易和私营经济的放款力度，据统计，1941-1942年，朱理治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货币发行比例降低11%，裁减的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

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三任行长黄亚光

第三任行长黄亚光(1943年1月至1947年11月)。黄亚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版纸币的设计者，先后设计、绘制了9套货币、23个公债券别和70种图案。他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正是法币与边币斗争、国民党政府与边区政府贸易斗争比较激烈之时。黄亚光利用黑市打击黑市、停止边币发行，通过掌握足够法币，使边币和法币兑出兑入趋于平衡。为解决边币大幅贬值的问题，代之以“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市场，同时大力发展存款、汇兑业务，积极发放生产和贸易贷款，取得了金融、贸易斗争的主动权，扭转了经济斗争的不利局面。